左=激进
右=保守
极左=极端激进
极右=极端保守
直接代入公式不会错。
想通俗地稍微深入一点，往下看。
左=激进=变革力量=推动社会发展
右=保守=稳定力量=保持社会稳定
两者是矛盾的、冲突的，
两者又同时被社会需要。
就像开车一样，开得太快容易翻车，开得太慢又到不了终点。
说到这里，左和右，保守和激进的主体就很清晰了。“车”就是社会，“开车”就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所谓左和右，就是车速快慢，即社会阶段运动。
那么这个速度是谁定的？
客观来说，是车的性能，也就是社会发展阶段，或者说生产力发展水平。
主观来说，是驾驶员，也就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
在这个意义上，主观应该符合客观，而不是客观符合主观。驾驶员要就着车的性能开，一辆老旧破皮卡硬要开到200公里，那是会散架的，同理，柯尼塞格在八车道高速公路开20公里，无疑是一种极大地浪费。
问题是社会运动的进程，车能开多快、应该开多快，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认为120公里时太慢，有人认为80公里时太快，莫衷一是。好在按照正态分布，中间的人数是最多的，越极端（包括越激进和越保守）人数就越少。以多数人的观点为基准，比他们激进的就是左派，比他保守的就是右派。举个例子，10个人里8个觉得应该开100公里，1个觉得开120公里，1个觉得开80公里，那么在这10个人里面，120公里派就是左派，80公里派就是右派。如果有人觉得要开200公里，很简单，那他就是极端左派。
用上世纪的红色运动举例：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说的是陈独秀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保守，认为红色力量无法战胜白色政权，因此选择了放弃抵抗。他认为红色的车只能开20公里，旁边白色车虽然破破烂烂，但能开到60公里，还是可以的，所以自动让出了驾驶员的位置，加入白色车队。
王明左倾冒进主义，说的是王明对革命形势过于激进和乐观，认为红色力量能够快速夺取全国政权，立即实现社会变革，因此他组织红军进攻大城市。他觉得红色的车能开160公里，就开车跟白色车竞速，结果没开到80公里就散架了。
一般的左派和右派讨论仅止于此。
如果想继续深入，那就要从历史进程看了。
仔细想，大部分人觉得车能开到100公里，是不是说车真的就能开到100公里？
不是。
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而且是大众认知与实际情况的不一致，社会主流意识与历史发展水平的不一致。事实上，主观与客观完全符合的概率，是零，就像你从设计速度20-200公里中任选一个速度，刚好选到100公里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概率为零。何况你无法验证。
假如大众认为车能开到100公里，实际上车能开到120公里，那么其中大多数人才是右派，80公里派就成了极端右派，120公里派才是符合客观的现实派。又或者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开的不是车而是飞机，时速其实能达到1000公里时以上（这种情况并非不存在），那么所有人都是右派，而且都是极端右派。同理，也存在大多数人觉得车能开160公里但其性能只能达到100公里的情况，比如公社化运动。
这里的划分，与平时讨论的左右派是不同的。
平时说的左派和右派是以多数人的观点为基准的。虽然多数人的观点无法被确认，但是一时一地一群体的观点，还是能够大致被验证的。然而上面说的左派和右派不是以大众的观点为基准的，而是以社会运动的实际进程为基准的。前者是社会的左右派，后者是历史的左右派。但历史的派别无法参与讨论，因为它是历史的，激进派、保守派、极端左派、极端右派、中间派，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每一派都想证明自己代表历史的进程，是历史的现实派。然而谁才是历史的代表，只能被历史本身所证明。一辆车到底能开多快、应该开多快，只有到下一个阶段检修时才能被确认。
如果觉得我说清楚了，发出一个终极之问供你思考：
左和右讨论了激进和保守，那么方式和目的呢？
你们一直在讨论车速，那用什么保证方向是正确的呢？
答案是没有办法保证。
别说方向，就连目的地都没有办法保证。
所以你会看到无数主张不同车速、不同路线和不同驾驶方法的不同主义，同一个意识形态里都存在目的、方向和途径都完全不同的阵营。举个例子，如果你觉得红色高棉和TG只是车速不同，那就太天真了。反正对大部分人而言只是乘员，车总要往前开的，而我们都是中途下车，只要不是明天给你开下悬崖，目的地很重要吗？
很重要。
每一次的（社会运动概念上的）更迭、改良、革命，都是对目标和途径的一次审视。
人虽然无法确保目的和方向和正确性，却能感知大致的目的地从而规划路径，方法就是从人性中寻找。越符合人的天性，其主张和道德就越普适、越恒久，越能被坚持；越违背人的天性，其主张和道德就越狭隘、越短暂，越快速被抛弃。从人的天性中寻找普适恒久的特性，以当前历史和现实为基准加以修正，是我们接近目的地的最佳方式。
2020.9.6更新
一点迷思（不再含通俗解释）
1.自由=右派？
自由和左派和右派没有必然联系。
高票的树神彧说极左是极端追求平等，极右是极端追求自由。这不能说是准确的。
左派和右派是一个对子，自由和极权是一个对子，两两之间只有特殊的或然的从属关系，没有普遍的必然的从属关系。如果一定要概括，那就是：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看，自由为左派所有；从具体的历史时期看，自由大多为右派所有。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是真的不简单。
对前一个命题，一句话解释即：自由是人性恒久的追求，是社会变革的目的和归宿。
此处借用马克思的人性解放论作论证：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是一种才能、素质、道德品质的充分的全面的发展。人的天性的规定了人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这种追求过程就是人性解放的过程。而在对立面，资本主义的劳动成为一种商品，剩余价值被粉饰为经营利润，作为再生产的基础；劳动对个体劳动者而言从内在特质，转变为一种外在过程，也就是说被异化了。当再生产成为劳动的唯一目的，不用于再生产的项目将不能占据任何时间维度（此处的“时间”是社会学意义的时间），劳动者的自由被剥夺了。
正是由于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人的内在追求，因此自由的剥夺与人的异化必定被暴力反对。任何社会变革，都是反对当前社会系统中违反人性的部分，支持和弘扬合乎人性的部分，其主张归根结底都是实现更高的人性（自由、平等），所以说自由是变革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质疑，更多是认为过于激进（车速问题），即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支持和适应那些左派所鼓吹的那种程度的自由和平等，并不是说对自由和平等（以及美好人性）的追求是错误的。很少有人过于悲观地否认人类对人性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追求能到达更高的阶段。因此自由是变革的目的。由此我们论证得出第一个命题：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看，自由为左派所有。
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从具体的历史时期看，自由大多为右派所有。
为什么呢？
因为变革本身是矛盾的——变革的目的是自由，变革的手段是极权，左派在推动社会变革时，大力鼓吹自由的未来；右派在阻遏社会变革的同时，大力鼓吹自由的当下。而自由在手段上是无法战胜极权的，因此必须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必须以极权战胜极权。正如教员所说：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
由于变革必以极权，因此其性质是暴力的，非极权的暴力无以扫清政治道路的障碍。“变革”，只在障碍既除、政治目的得以实现时才结束，变革的实现是以破坏现存的部分甚至全部生产关系为手段，其暴力程度比反对变革的镇压手段暴力程度更甚、严酷程度更甚。简单说就是为了实现更高自由，那就必须先取缔当前的自由。
举个例子，18世纪末被称为自由派的左派，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变得越来越极权和恐怖，其顶峰就是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特长是吊路灯和斩首，在巴黎疯狂地处决旧贵族、右派，甚至是不够激进的左派，极左内部政见不合者。在当时，相比采取过激和恐怖政策的雅各宾派，右派的保守党如热月党人反而成为自由的支持者。
同理，当前世界的英美资本主义，其右派通常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亦称资本主义式自由者，比如支持个人持枪、反对管制和反对外在分配。其主张是无疑是自由派的。但要清醒地看到：自由是其反对社会变革的借口，当政府推行自由和平等的改革时，他们是持枪来反对的。
结论：正如辩证法既为唯物主义所有又为唯心主义所有一样，自由和极权作为对子，不为左派或右派所独有。
2. 极左的归宿
对于极左的问题，教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篇就说了：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间的恐怖现象，非如此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这是因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矫枉必须过正，非过正不能矫枉。这句话概括历史以来极左与极右的斗争。
从人类历史的进程看，左和右对立统一，寓于社会运动的进程中。这个进程是螺旋上升的过程、循环往复的过程，左是上升，右是螺旋，或者说保守是常态，激进是非常态。他们不存在天然的平衡状态，要么是左压倒右，要么是右压倒左，原因就在于矫枉必须过正。从王朝更迭的进程看，既得利益者天然反对变革（得利即右倾），利益的积累同样有加速过程，会随时间向上集中；但这并非单向的，在利益向上集中的同时，变革力量也在向下沉淀（失利即左倾），普通的改良不能逆转只能延缓这个过程。任何试图逆转利益流向的行为都会被既得利益者暴力镇压，即：变革力量在彻底战胜镇压力量之前，变革派的利益诉求都会被压制，不会得到满足。最终，当变革力量超越镇压力量时，更迭就爆发了，正如为了抵御洪水而不断加高堤坝，那么当洪水最终摧毁一切障碍时，必定是长驱千里，绝无半点温和可言。
极左由于代表变革诉求，内在和本质决定了其不断加速的特点。只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变高，手段变得更温和，在清理进程中从倾向肉体毁灭进化为人格毁灭而已。在法国大革命中，作为发起者的吉伦特派就是典型左派，是信奉自由主义工商业阶层，他们联合无套裤汉组成反封建政权，以推翻国王为目标，与封建右派作斗争，应该说是自由激进的。然而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化，左派提出的主张愈发激进，吉伦特派的主张已经无法满足下层人士的需求，他们主张的是一定限度的经济自由和管制，对现状感到满意；而下层人士要求完全的经济自由和社会平等，继续革命。此时，在“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大革命发起者吉伦特党人就从左倾变为右倾，吉伦特派已无法驾驭自己调动起来的变革力量，或者说他们被革命抛弃了，于是更激进的雅各宾派上台。为了清扫政治障碍，把大量吉伦特派支持者送上断头台。由此，左派将被极左击败，激进将被更激进击败。（广义的雅各宾俱乐部包含甚众，吉伦特派本身就属于雅各宾党，但我们通常所说的雅各宾派是指从雅各宾俱乐部中与吉伦特对立的山岳派发展出来的、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极左团体）。
雅各宾各党派对于革命应该进行到什么程度的分歧极大（在此最激进者当属巴黎公社“不断革命直到社会主义的实现”，与此类似，红色时期的中国托派主张也被简化为“革命到鸭绿江边”）。这一方面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反革命势力，保证革命成果不被篡夺，另一方面则是要把革命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本派别手中，保证自身不被更激进的革命党人清洗。当变革进入到极左自我清洗的程度，其手段是极其严肃和恐怖的，其内部斗争的惨烈程度远高于外部斗争。因此在丹东派提出放松恐怖政治时，埃贝儿派主张更严厉的恐怖政策（明面上说的是“对保皇党和反革命势力更彻底的制裁和打击”），于是丹东派迅速失势，其上层被处决。而埃贝儿派和巴黎公社又被更激进的罗伯斯庇尔打倒，他提出的“制裁人民公敌”的法令可以令所有自称极左的人汗颜：取消其他刑罚，判决成立一律处死；没有预审，只有终审，不允许辩护；判决无需证据，法官判定一律生效。于是法令颁布后48天内，巴黎断头台下砍死接近1400个人。
当左派决意集中一切力量去推动社会变革和攻击反对变革的右派时，这股力量必然会被极端的左派利用，进而被最极端地左派掌握，进而成为最极端左派中专政者专权的手段，成为排斥政见不合者甚至是屠杀异己的工具。
2020.9.9更新
3.如何彻底打倒右派
我们要从极左的归宿和右派的开始说起。
左派代表的是进步的未来，天然地不被怀念。因为成功的变革就是使社会向人性之善更进一步，而这种变化由于合乎人性，会被变革后的世界认为是理所当然，没有丝毫的不适。而变革过程中的恐怖却会深刻地铭于社会意识，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左派在不断加速中，以极权打击了反对变革的分子，维护了自身的领导权和变革的纯洁性，与此同时也在将自己送入极左的道路，不断与社会大众剥离，成为“孤家寡人”。其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在威权结束之时迎来右派的大反扑。
人不能怀念将来，只能怀念过去。极左的归宿，就是右派的开始。罗伯斯庇尔可以称得上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左派，但正因为他的激进无人能及，他的统治也极其短暂。在恐怖法令持续仅仅一个月后，他就被右派的热月党人用断头台斩杀，和斩断1400人脖子的断头台大概是同一个。临行的他突然发现自己早已成了少数派，连送他上路的人都零零星星。保皇党由此复辟，法国陷入长达百年的左右派的反复拉锯。
在这种你压倒我、我压倒你的拉锯中，右派是有锚点的，而左派没有，左派只有前进一途，换句话说右派知道自己想回到什么样的过去，左派不知道自己到达什么样的未来。做个思维实验：如果你问“人工智能发展起来了吗？”现在很多人大概会说还没有。但事实上，人工智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你手机里的自动响应程序、聊天机器人、游戏里的AI玩家都是弱人工智能，只不过你在生活中接触到时，已经不认为它们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一直是“很新的东西”。1997年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震惊世界，彼时深蓝还是两层楼高的大家伙；到了2007年，连一部普通民用手机的内置软件都能打败卡斯帕罗夫，人们却觉得理所应当。世事如此，变革亦然。新世界的人类对变革的成果和进步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对“过去”不心存恐惧和厌恶，反而有怀恋和不切实际的向往。
变革过程中右派的失势是暂时的，只有变革过后旧右派的失势才是永远的。右派曾经掌握着社会的权力和秩序，代表着旧世界的记忆和影子，因此他们拥有极为强大的强大的潜在势力，随时会发起反扑，直到这种能量被完全消耗殆尽，外在表现为顽固与反复。
对于如何彻底打倒右派，变革者作出了无数尝试。其中最有效、最开明、最王道、最根本的方法，是把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到右派秩序无法容纳和适应的程度，让右派失去社会的历史的基础，再无立足之地。就像铁器和农具的推广，彻底摧毁了盘踞中国两千年以上的奴隶制。在TG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大炼钢铁等跃进运动，恐怕也有类似的考虑。再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假如今天核聚变技术研究成功，十年内恐怕现存的所有落后体制都会灰飞烟灭。这叫降维打击，当右派代表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脱节太过分，他们会自动被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由历史亲自动手。
然而大部分的左派，他们的先进性还不足以让右派自绝于历史，甚至有时他们本身就比右派更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水平，此时打倒右派就只能采取一般的斗争方法：宣传、集权、肉体消灭、人格毁灭，请对号入座。当然这一套方法右派也能用，不过由于右派代表当前的社会秩序和保守的变革观，对宣传进步思想和发动人民有天然的恐惧。比如针对外来侵略，唤醒民众意识、开展人民战争是有效对策，但右派常常对此持有消极态度，不敢发动群众。因为“唤起民众”对左右双方的意义是不同的，对左派而言，叫散播火种，对右派而言，是为自己掘墓。何况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是右派的天性（“在乎些坛坛罐罐”），这不允许他们在体制上采取比左派更激进的手段，但凡在这一点上作死的右派都在实质上加速旧秩序的崩溃。
4.学会娴熟地扣上帽子
左派和右派的反复拉锯，不独法国大革命，中国也普遍存在，其中时间最持久的当属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成体系的学说很多，归类比较困难，如果你能以左右派的视角作出分析，就会发现其观点主张分野异常清晰。
以简单粗暴的左右观来划分，四大显学中（严格意义的显学特指儒家和墨家），儒家是右派，道家是极右，法家是左派，墨家是极左。以此剖析其学派性质和主张异常有效。
首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情况上看，春秋战国处于社会转型和阶段性运动时期，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已不适应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导致政治动荡和战乱频发。因此，社会变革将持续进行，直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被大致满足为止。儒墨道法的不同主张，直接动机是结束乱世，实质目的是为社会变革提出一个方向和程度的指导。
其中儒家是右派，观点偏向保守，他们主张的是上一个时代的统治秩序，这个制度的外在表现是“礼”和“乐”，内在核心是等级阶层；他们认为乱世之乱，根源在于“礼坏乐崩”，所以我们要“克己复礼”，回到过去。这种观点是保守的和反动的（反对社会运动，或者说反对变革），他们没有注意到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旧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和适应的程度，提倡旧的生产关系已不可能，所以儒家在当前结束乱世的任务中他失败了。（以后他们会因为右倾的特点而复辟）
道家相比儒家，更反动、更保守，儒家克复的对象是周礼，道家克复的对象，是自然。他们反对人类社会一路以来建立的秩序、阶层和组织，主张回到三代以前的原始生活状态，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自由恣意。这种回卷已经极端到了近乎消极的地步，因此他们只是宣称回到自然的状态就会由乱而治，甚至没有在推行自己的主张上做过太多努力。这倒是和资本主义的田园派类似，反对一切工业成就，主张回到田园生活。只不过这种类型的极右太消极，连反对变革的力量都不具备，只能从个体内部着手，寻求自我的超脱。
儒道两家的克复，有一个精神的幌子，叫“三代以前”——尧舜禹，或者说尧舜。他们认为世道每况愈下、风气愈古愈纯的理论支柱，就是上古存在一个理想世界。但我们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那个上古的理想世界其实就和伊甸园一样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如果尧舜真的存在，他们的人们肯定以部落群居，通过半采集半耕种的方式挣扎求生，一部分茹毛饮血、时猎时迁，一部分尝试改良作物、驯养禽畜。和这种基本生存无法保障、每日都处于死亡边缘的上古时期相比，在井田里当农奴也算得上天堂了吧。儒家设想的大同社会，绝不可能存在于生产力极其落后的上古，只能存在于生产力极度发达的未来，这个未来只能通过漫长而反复的变革达成。通过反对变革，使社会倒退，回卷到理想的大同状态，那就是四个字：南辕北辙。
再说下左派。
很多人肯定会不理解，为什么法家是左派，而墨家是极左，不是应该反过来吗？
此处我必须引用一下自己：
左=激进
右=保守
极左=极端激进
极右=极端保守
直接代入公式不会错。
判断左和右、极左和极右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其主张是激进还是保守。主张指向目的，这是根本，而手段不是。法家的手段确实极权和恐怖到了极点，但是在观点主张的激进性上，他们比墨家差得太远了。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不过这个以法治国，从概念上和观念上，都和今天的“依法治国”完全不同。否则我可以直接把他打成极左派（笑）。法家的法，是刑罚（或赏罚）的意思，以法治国，就是用刑罚治理人民：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收拾你，不管你是谁，我都要收拾（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我说得出做得到（徙木为信）。他本质上是统治者凌驾被统治者的一种手段，是驭民之术、权谋之术，在今天看来是相当落后、反动和反人性的，但在当时他是进步的、正动的，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时代变革要求，所以他成功了。法家至少做到了几件事：
第一，打破了绝对的阶级和威权（打仗立功封爵，旧贵族的身份垄断被打破）；第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废除井田、奖励耕战、赏赐耕地，土地私有后耕作积极性提高了）；第三，完成了新生产关系下的集权（其他国家很早就开始废井田、开阡陌，不过生产关系已经革新、上层建筑还是旧的，君主无法集权）。而且法家特别反对克复回卷，坚持治道不法古。做到了以上几件事，旧贵族很快死到了一边去。可以说法家是战国时社会的左派、历史的现实派，活该他成功。
不过法家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都承受了右派强烈而漫长的反扑，直到将近200年后才基本平息。这里多说一句，军队是最适宜法家推行的地方，赏罚分明、令行禁止，不讲人性道德，只讲规则服从。这种机械的赏罚观持续了近两千年，到教员的手里才被打破。教员在红军里废除军饷制时，许多人（包括朱总、林总、彭总）都强烈反对，许多人都觉得他疯了。改革结果是军队管束不靠打骂，从士兵到将官不领粮饷，从战斗员到一般指挥员甚至司令员，吃一样的，用一样的，都可以参与政治和军事的讨论，此时人们才发现超越时代的体制原来是这样的。在这个领域，教员可以说是极左中的极左，然而军队和社会不同，是可以片面地极左和极右的，所以这支军队不仅能存在，而且能对伪现代军队实现降维打击。
法家的思想虽然进步，但糟粕也很多，像什么提倡肉刑、严刑峻法、什伍连坐之类的，在当时还好，现在看来保守落后野蛮之极。春秋战国说极左，还得看墨家。墨家的左，左到两千两百年后的我们看还觉得不切实际。孔子说仁爱，那还是一种有差别的爱，它的底层是等级和亲疏；墨子说兼爱，那就是无差别的爱了，它是反对阶层、等级、亲疏的，底层是平等。问题来了，对当时的社会而言，韩非的理论都算进步，墨家的兼爱得激进到什么程度！那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能支持墨家实践兼爱吗？显然不能。
墨子看到了自身主张的空想性。因此，他从兼爱出发，精心设计了墨家十律，为兼爱的理想提供具体的、实践上的指导，要求墨家门徒（墨者）身体力行。深入分析十律，其进步性和实践性固而有之，但从底层上还是在靠极权体制和集权手段在强推。尚贤和尚同，实际就是墨家倡导组织政权的形式：选举出天下最“贤”的人，大家与他保持一致。为什么墨家非要“一致”不可，“尚同”能不能妥协？这就问到问题的关键了，墨子说不能。如果说兼爱是墨子理论的核心，尚同才是实现兼爱和平等的手段，尚贤只不过是为尚同指明方向而已（至于非命、节用、节藏等，就更加是细枝末节了）。尚同提出的是下级同于上级，上级同于更上级，逐渐上同，最终天下同于“贤”，再由“贤”推行兼爱，实现墨家的终极理想。所以墨家的组织和纪律十分森严，集团内部实行一定程度的公共财产和共同劳作制，儒家形容墨者“摩顶放踵，而利天下”；钜子拥有非常大的权力，是墨家门徒精神和物理的双重领袖，法家形容墨者“赴汤蹈刃、死不旋踵”（也有为自己的“法”背书的目的）。相比儒家、道家，墨家更像一个中古时期的宗教，钜子在设计上代表了此世所有“贤”的集合，是贤的顶点、理想的化身，不尚同就是不尚贤。在外部，你不尚贤，墨者让你尚贤（墨辩）：钜子已经是最贤的人，你还不跟他保持一致，难道要我们跟你保持一致吗。在内部，你不尚贤，墨者帮你尚贤（墨法）。
墨家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太左了，也太理想了。这导致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完全无法支持他主张的社会变革、生产关系和理想，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墨子一面进行提高生产力的尝试，一面开始用组织约束力强行推动变革。但还是留下了尚同和尚贤的隐患，在墨子在世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大，他本人类似于耶稣行走，但其接班人又有什么能力和品行自称贤、让墨者同呢？所以墨子死后，墨家集团迅速分裂并且分崩离析，出现多位钜子，他们都只能说是一个墨家小团体的首领，再没有一位全天下墨者共同的钜子了。墨家的下场也是比较惨的，因为领先时代太多，右派毫不费力就将其湮灭在历史中，而封建王朝右倾的统治路线决定了极左的墨家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在两千年的更迭进程中再没有墨子学说的任何位置。
5.当双标狗，做两面人
高票答主培根煎蛋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让我引用一下：
在2020年的今天，有一些很明显的判断标准：
·左派认为不应该分国籍和人种，外国人和少数族裔应该享受相同权利，而右派坚持自国主流族裔优先。
·左派支持LGBT，女权，废除死刑等较新的社会意识，而右派坚持传统价值观。
·左派希望财富分配能够照顾到底层人民，右派却觉得多劳多得，自己不努力不要怪社会。
但是实际上这个标准并不通用，因为人类的本质是双标狗……所以划分左派右派是很没有意义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保证他无论在地球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主流人群，所以每个人都会有成为少群弱势群体的时刻，针对社会议题的倾向也会改变，我称之为“左右派混合态”。
按这个说法，一般人是无法被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或者说这个划分没有意。
是不是这样呢？
我认为不是，这个说法不能说是准确的。第一是他把实质和表征搞混了，第二是他把极端和少弱搞混了。
政治观点只是表征，社会阶层利益才是实质，所在阶层的得利或失利程度决定激进或保守程度，大致地决定了个人的左和右的位置。也正是因此，观点分左右，个人也可以持有左右不同的观点——只要合乎自身利益。或者反过来说，个人决定观点时永远先从利益和目的出发，而不会考虑观点本身是激进还是保守。但人不能同时是左派和右派。
一个人不能同时是左派和右派，一个人不会因为同时持有左派的观点和右派的观点就变成左右混合派或者骑墙派。即使一个人持有九十九种右派观点和一种左派观点，他也不一定是右派，有可能是左派，甚至极左。如果你从表征（观点）分析，你永远弄不清楚一个人的派别，你只有从实质分析，才能确定，也正唯有这点能决定他是左派还是右派。
那么这个“激进保守程度”是由什么决定的？有很多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所处社会阶段所代表的利益（还是利益），规律也很简单，越穷越左，越富越右。得利者总是希望维护现有体制而反对变革，失利者总是希望打破或至少改良现有的体制而推动变革，这种情况在社会总体稳定、政治清明之下会演变为毫厘必较，而虹吸效应加剧了利益极端化的速度，使变革力量迅速增长，这是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健全而完善的体制下利益向上集中反而是加速的，资源优势者无论是向上发展和向下盘剥，无论是承受风险还是玩弄规则，都比下层娴熟多了。这也是答主培根煎蛋说得不太准确地第二点，少弱群体和极端没有必然关联，极端在于得到和失去利益的严重程度。少群（minority）被认为是易损失利益者（vulnerable)，因此被默认为左派，但实质上在少群在被保证话语权力的情况下，更像是披着左派的外衣的右倾者。从世界的历史的情况看少群对进步的革新的追求和实质努力，我觉得要打一个呵呵的问号。
由此，判断一个人是左派和右派，直接考察其所处阶层代表的利益，是大致准确的。虽然由于个体的经历、观念、理想、信仰等，会出现与所处阶级利益相差甚远乃至完全背离的情况，但一来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二来完全背离本阶级利益后他实质上已不属于原阶级了，三来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当此分析上升到群体，个人的特点就被完全抹平，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阶级利益，这过程如同从事物的特殊性中寻求普遍性一样。而且这个群体是紧紧跟随阶级利益的，不因其中个体的观念和志趣而转移。举个例子，解放战争时期的城市工商业者，他们本来是变革的反对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在金圆券发行、民国政府信用破产之后，大部迅速左倾。无论你喜欢什么颜色，现在都变成红色了。
有了解题思路，我们来做一下答主培根煎蛋的题：
·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直男，他可能希望改变亚洲人作为少数族裔的地位，但是同时又对LGBT极其厌恶。
·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她可能想要改变男权社会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但同时觉得底层男性比蝼蚁还没价值。
信息非常有限，因为没有他和她的社会阶层情况，无法展开利益分析。
但我可以鲁莽地判断，前者在美国、后者在中国，都轻度右倾，属于小右派。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诉求停留在个人志趣和直接群体的基础上，是对大的利益分配中的小利益的小修小补。从诉求表述上，看似激进实则十分保守，很可能属于既得利益者但得利十分轻微。在实际的社会变革中，他们往往被忽视、被要求保持中立，不具有被争取的价值。
真正要求变革的人和真正积蓄着变革力量的群体，真正保守并拥有着镇压力量的人，因极端而获得力量，他们的诉求不是这样的。
最后，我提供一下几个人的出身和阶级利益，供分析参考。
老子：前朝大贵族；分封型奴隶主。
孔子：小贵族；旧贵族（士大夫）。
韩非：小贵族；新贵族。
墨子：农民；农民，手工业者。
作者：冬至之日
来源：知乎